阳台上的三角梅开得正艳，紫红色的苞片在清晨的阳光下，仿佛透光的绢纸。他调整着三脚架上的相机，镜头对准那一片浓烈。手指熟练地转动对焦环，视野里虚幻的光斑渐渐凝聚成清晰的花瓣纹理。他在等，等那一缕恰好能勾勒出花叶边缘金线的侧光。对于光，老易总有种近乎偏执的敏感和独到的见解，就像他对自己这辈子起起落落的人生轨迹，总试图找到一个最恰当的“曝光”角度。

  窗外，这座他曾守护多年的城市正在苏醒，车流声隐隐传来。而他的思绪，却常常会被拉回到更久以前，那些带着毛边、泛着黄、却又在某些角落闪着刺目光芒的记忆里。

  记忆最早的那束光，来自湘西深处的黑土地。那是他作为知青下乡的岁月，广袤的黑土地上，天空高远，阳光丝毫没有遮拦地倾泻下来，能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，也把年轻的心事晒得滚烫。他记得扬场时，金黄的谷粒在木锨上扬出一道弧线，那些掺杂在谷粒里的尘埃，在逆光中飞舞，像一群躁动的精灵。那时他十七岁，力气用不完，梦想却有些模糊，只知道未来应该在比地平线年底，一纸征兵通知，像一道强光，劈开了他略显沉闷的知青生活。他报名，体检，通过，目的地——新疆。

  戈壁滩上的光，是另一种质感。干燥，猛烈，带着风沙的颗粒感。白昼，太阳明晃晃地悬着，把一切都烤得发白，影子缩在脚下，短小而坚定。夜晚，星空低垂，月光清冷如冰，洒在哨位的水泥墩子上，能照出人影。他在这里当兵，站岗，训练，汗水浸透的军装，很快就能被这极端的光与热烘干。部队是个大熔炉，也是显影液，把他的韧劲和能力一点点显现出来。他肯吃苦，脑子活，在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上都拔尖，于是，提干了。从排长到连长，肩上的星杠在增加，责任也在加重。他带着兵，在戈壁滩上摸爬滚打，演练战术，那时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这无垠的旷野，能随意驰骋。

  90年代初，百万大裁军的浪潮也波及他。命令下来得突然，宣布转业名单那天，营长拍了拍他的肩：“老易，你是块好钢，到哪里都能淬出火。”话虽如此，当他摘下领章帽徽时，手指还是微微发颤。十二年军旅，戈壁的风沙早已渗进骨子里，突然要告别这片用脚步丈量过无数遍的土地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  告别宴上，炊事班特意做了拉条子，炒了羊肉。战友们用茶缸碰着廉价白酒，唱《送战友》，唱到“默默无语两眼泪”时，几个糙汉子真的抹了眼睛。老易没哭，只是把杯中酒一饮而尽，辣得喉咙发紧。汽车开动时，他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戈壁、红柳、哨所，直到它们缩成天地交界处模糊的墨点。

  他转业到了当时还叫大庸市的地方。不久后，大庸更名为张家界，这片奇峰秀水开始向世界展露容颜。他被安置在市公安局，穿上了警服。

  那是1992年，公安系统正处在变革前夜。办公楼是简陋的灰砖房，冬天靠煤炉取暖，满屋烟味；夏天只有几台吊扇嗡嗡转着，汗水能把案卷纸洇湿。刑警队的吉普车老掉牙，经常在半路抛锚，大家得下来推车。通讯靠的是手摇电话机和笨重的对讲机，信号时有时无。办案经费紧张，出差得精打细算，有时候为了查一条线索，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客车。

  但老易很快适应了。部队淬炼出的作风让他如鱼得水——令行禁止，雷厉风行。他肯学，肯干，不怕累，跟着老刑警出现场、蹲点、审讯，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。不到三年，凭着侦破几起棘手案子的突出表现，竟被破格提拔为特警队长，正科级。任命宣布时，局长在全局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应该的就是易建国这样有部队作风、敢打硬仗的干部！”

  那是他人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光时刻。特警队，尖刀中的尖刀，他带着这支队伍，处置突发事件，执行重大安保任务，风风火火。队里配发了崭新的微型冲锋枪和防弹背心，虽然装备比起后来简陋得多，但在当时已是最精良的。镜头捕捉下的他，身着藏青色作训服（那时还没换装成现在的黑色），站在训练场上，眼神锐利，身姿挺拔，是绝对的焦点。

  然而，光线太强，有时也会灼伤自己。就在他意气风发之时，“生活作风问题”像一片突如其来的乌云，遮蔽了阳光。那不过是一次系统内部的联谊活动后，他送一位刚离婚的女同事回家，被人看见，流言便添油加醋地传开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种事不需真凭实据，只要风声一起，就足以成为政治生涯的污点。

  找他谈话的领导语重心长：“建国啊，要注意影响嘛。有些事，说不清道不明的，组织上也不能不重视。”他想辩解，却说不出话——这种事，越描越黑。

  就这样，队长职务被撤，他被调到刑侦队，成了一名普通干警。什么程序，什么调查，全都没有。一句“工作需要”，便将他从聚光灯下甩到了阴影边缘。他后来才慢慢品出味儿来：同期提拔的几个人里，就他没有“背景”。特警队长这一个位置，多少人盯着呢。

  从指挥者到执行者，这种落差，如同相机从光圈F2.8瞬间收缩到F16，视野里的明亮范围急剧缩小。他一度消沉，看着昔日部下发号施令，自己却要跑前跑后，心里不是滋味。那时刑警队办公室总是烟雾缭绕，老易也抽起了烟，一根接一根，在明明灭灭的火光里想事情。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还在。他埋头研究案子，跟着年轻人一起出现场，分析线索，用繁重的工作填满时间的缝隙，也慢慢舔舐着自己的伤口。有次追逃，他在广东蹲守了七天七夜，最终把人摁住时，才发现脚上的皮鞋已经开胶。

  那段时间，他认识了刑侦队的内勤小龙。小龙是个寡言的中年男人，妻子患病多年，家里负担重，但做事极其细致，队里所有人的案件卷宗，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。有次老易为了一个积案翻找旧档案，小龙二话不说，陪他在档案室泡了两天，最后从一堆发霉的材料里找到了关键线索。破案后，功劳自然是领导的，小龙依旧默默地整理他的卷宗。

  老易过意不去，想请他吃顿饭，小龙摆摆手：“易队，您别客气。我就是干这个的。”

  后来老易才知道，小龙在刑侦队干了二十年，还是科员，不是没能力，是“不会来事儿”。有次局长来检查，小龙正埋头整理卷宗，连头都没抬。

  有人说他不懂事，小龙只是笑笑：“我抬头了，卷宗也不会自己整理好。”老易觉得，小龙这样的人，才是公安系统的脊梁，但脊梁往往是被压在最下面，看不见的。

  转机出现在90年代中期。市公安局筹备成立“三所”（戒毒所、看守所、拘留所），这是一个全新的、复杂的管理领域。那时的羁押场所条件简陋，管理粗放，事故时有发生。局里一位转业出身的汪副局长，赏识老易的组织管理能力，更看重他经历过起伏后沉淀下来的那股沉稳劲儿。

  汪副局长是个有意思的人。他比老易大几岁，也是部队转业，但早几年，已在局里站稳脚跟。此人圆融而不失原则，深谙体制内的生存之道。有次老易去他办公室汇报工作，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字：“外圆内方”。

  汪副局长见他盯着看，便说：“建国，这四字箴言，我用了半辈子。圆，不是圆滑，是懂得变通；方，是底线，不能丢。”他力排众议推荐老易时，在党委会上说得巧妙：“老易吃过亏，但没趴下，这种人用起来踏实。‘三所’那摊子，需要个能镇得住场，又懂得谨慎的人。”

  老易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，也明白这是验证自己的绝佳平台。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“三所”的管理建设中。

  1996年的“三所”是啥样子？围墙不高，监室拥挤，夏天闷热如蒸笼，冬天阴冷似冰窖。在押人员穿着统一的蓝色或灰色号服，剃着光头，在院子里放风时走得懒懒散散。老易到任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风气。他制定了严密的规章制度，从起床、洗漱、学习、劳动到就寝，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。他争取经费，改善了羁押环境，给监室安装了风扇，修缮了漏雨的屋顶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注重人性化管理与思想教育并重，定期找在押人员谈话，明白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。

  他把自己在部队带兵的经验，在特警队的管理心得，甚至在那段低谷期观察到的人情世故，都融会运用起来。

  他常说：“管人要先管心，心服了，规矩才立得住。”很快，“三所”的面貌焕然一新，管理井然有序，安全事故率一下子就下降，连年立功受奖，成了全省公安系统的标杆。

  省厅下来检查的领导握着老易的手说：“没想到你们条件这么一般，管理却这么规范，不容易！”

  上级的肯定如期而至，“副”字被去掉，他成了名正言顺的“三所”所长，全面负责。

  那几年，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段稳定而充实的时期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有了这个好平台，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。”镜头下的他，穿着1999年换发的藏蓝色新式警服（带着松枝绿的肩章），坐在办公的地方里，背景是整齐的档案柜，眼神里多了几分从容和笃定。这束光，温暖而持久。

  时间进入新千年。凭着在“三所”的出色政绩，老易被提拔到市局戒毒支队担任政委，级别提升，视野也更开阔。似乎，一条通往更高处的阶梯已经在他面前铺开。

  然而，命运再次展现了他诡谲的一面。一次普通的审讯过程中，涉案嫌疑人趁办案人员不备，突然挣脱，从窗户一跃而下，当场死亡。那是个春寒料峭的下午，老易正在办公的地方看文件，听到外面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接着是惊呼和奔跑的脚步声。他冲下楼，看到水泥地上那一滩刺目的红，脑子“嗡”的一声。

  事后调查显示，那扇窗户的防护栏年久失修，螺丝松动，申请维修的报告早在半年前就已递交，却因为“经费审批流程”一直搁置。直接办案的年轻民警经验不足，疏忽了看管，固然有责。但所有矛头，最终都指向了“领导责任”。

  监管责任，领导责任，像沉重的枷锁，瞬间套在了老易的肩上。尽管调查认定他并非直接责任人，但“领导不力”的帽子是摘不掉了。党委会上，气氛凝重。有人主张严肃处理，以儆效尤；也有人为老易说话，强调客观条件和历史遗留问题。最终，平衡的结果是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职务调整。他又一次离开了上升的轨道，回到了熟悉的“三所”，继续当他的所长。

  汪副局长私下找他谈话，递给他一支烟：“建国，委屈了。但这事总得有人担着。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。”

  老易接过烟，没点，在手指间慢慢捻着：“汪局，我明白。只是那扇窗……要是早修了……”

  汪副局长叹了口气：“体制内的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有些流程，走得比人慢；有些责任，来得比风快。”

  这次事件，像一次严重的“过曝”。在摄影中，过曝会使得高光部分失去细节，只剩下一片刺眼的白。这次意外，也几乎抹掉了他此前努力积累的所有“亮部”，只剩下处分带来的灼痛和阴影。他沉默了很久，常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窗帘拉上一半，烟灰缸里堆满烟头。他反复复盘那个失控的瞬间，试图找出任何一个能够尽可能的防止悲剧的“如果”。但时间无法倒流，有些痕迹，一旦留下，就无法完全擦除。

  又在“三所”干了几年，岁月渐渐抚平了伤痕，也带来了新的机会。副处级提拔的机会再次来临。局里的民主测评，他排名靠前，资历、能力、过往功绩（尽管有瑕）都摆在那里。很多人觉得，这次老易应该稳了。他自己心里，也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之火。

  可“种种原因”这四个字，像一堵无形的墙，又一次挡住了他的去路。最终提拔名单公布，没有他。后来有风声传出，因素复杂：那次跳楼事件的历史旧账，平衡不同背景干部的需要（据说这次要提拔一位学历更高的年轻干部），也许还有他年轻时那个“作风问题”的影子在档案袋里隐隐作祟。局里考虑到他的情况和情绪，有意安排他到下面某个支队担任副职。但老易拒绝了。那些支队的正职，资历都没他老，有些甚至曾是他的直接下属。让他去给曾经的部下当副手，他拉不下那个脸，也觉得别扭——“开会时我坐他旁边？工作怎么开展？”

  心灰意冷之际，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。他向局党委提交申请，请求调到局下属的保安公司去工作。那是一个相对边缘的“三产”企业，在很多人看来，是从一线实战单位“退居二线”。

  汪副局长又找他谈了一次，这次是在一家小茶馆。汪副局长慢慢斟着茶：“真想好了？那边可是清水衙门，没什么油水，也远离核心。”

  老易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：“汪局，一线我待了大半辈子，累了。换个地方，也许能换个活法。保安公司再小，也是个独立的摊子，我能说了算。”

  汪副局长点点头，不再劝：“也好。树挪死，人挪活。去了好好干，说不定另有一番天地。”

  公司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：办公地点在一栋租来二层旧楼，只有五六间办公室；管理松散，业务单一，主要是给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派门卫；效益平平，员工工资常常迟发。但老易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接手“三所”时的状态，浑身充满了干劲儿。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“二次构图”。

  他很快发现，保安公司虽小，却是个完整的小社会。员工构成复杂：有公安系统的子弟，有关系户塞进来的闲人，也有真正需要这份工作的下岗职工和退伍兵。副经理老钱，就是个有意思的人。他比老易大两岁，早年在商业局干过，后来单位改制，辗转到了这里。老钱精通人情世故，脸上总挂着笑，但心里有本清晰的账。公司里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，谁是谁的亲戚，谁背后站着哪尊佛，他都门清。

  老易刚到任时，老钱不显山不露水，只是把公司历年账本、人员档案整理得清清楚楚送过来，随口提点几句：“易总，门卫队那个大李，他姐夫是财政局刘科……运输班的小王，人勤快，就是性子直，得罪过前领导……”

  老易明白，这是老钱在递投名状。他没有急于烧“三把火”，而是先跟着老钱跑了半个月业务，摸清了门道。然后，他运用在公安系统积累的人脉资源和对安全保卫业务的深刻理解，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。拓展经营事物的规模，从传统的门卫、巡逻，延伸到金融押运、技术防范、大型活动安保、高级随卫等领域。他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，制定绩效考核办法，狠抓服务的品质和服务意识，打造专业化的保安队伍。他亲自跑市场，谈客户，把在部队和公安局练就的谈判技巧和洞察力，用在了商场上。为了拿下第一家银行的押运业务，他带着老钱和方案去了七次，把每个环节的风险点和应对措施讲得清清楚楚，最终打动了对方。

  改革触及了一些人的利益。有老员工摆资历、闹情绪，有关系户来说情、施压。老易很坚决，但在具体处理上，他听取了老钱的建议，该给补偿的给补偿，该调整岗位的调整岗位，既坚持了原则，又留有余地，没闹出大风波。

  老易苦笑：“什么高明，都是在体制内磕碰出来的。有些事，不是非黑即白，得在原则和人情之间找条路走。”

  很快，保安公司在他手上“活”了起来。业务量节节攀升，口碑慢慢的变好，公司搬进了新的写字楼，员工穿上了统一笔挺的制服。每年创收达到数千万元，成了市公安局下属名副其实的“利税大户”和安置富余警力、的重要平台。这个曾经不被看好的“边缘岗位”，被他经营得风生水起。

  在这里，他真正的完成了级别的跨越。从正科级的公司经理，到副处级，再到最终以正处级待遇退休。这个在公安一线几经波折未能圆满的梦，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悄然实现了。

  退休欢送会上，汪副局长也来了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建国，我当初就说，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。你这束光，在保安公司照得更亮堂。”

  老易笑着应酬，心里却想：或许不是这里更亮堂，只是在这里，光的形状，终于能由自己来定义了。

  他重拾了年轻时的爱好——摄影。而且玩得越来越精深。他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记录，购置了专业的单反相机、长短焦镜头、三脚架、滤镜，开始系统研究构图、色彩，尤其是对“光”的运用。他参加了市摄影家协会，和一群爱好者交流切磋。

  他常说：“摄影是光的艺术，人生也是。顺光、侧光、逆光，打在不同物体上，效果完全不同。关键是你想表达什么，以及，你能否承受不同光线带来的阴影。”

  他拍晨雾弥漫的天门山，拍夕阳染金的宝峰湖，拍风雪中依然苍翠的武陵源松柏。他尤其喜欢在黎明和黄昏时分外出采风，那时光线柔和，层次丰富，能拍出景物最细腻的质感和最动人的氛围。就像他的人生，经历了正午的炽烈，此刻更懂得欣赏朝暮的宁静与深邃。

  他还参加了市里的老年合唱团。团长是老张，文化馆退休的声乐老师，一个热情又有点固执的老头。合唱团里什么人都有：退休教师、工厂技师、机关干部、小店老板。每周二、四下午，大家聚在文化馆略显陈旧的排练厅里，放开喉咙，唱《打靶归来》，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唱那些承载着他们这代人集体记忆的老歌。歌声嘹亮或悠扬，在排练厅里回荡，仿佛能冲刷掉岁月积下的所有尘埃。

  老张对艺术要求严格，一个音不准都要重来，为此没少跟那些习惯了自由发挥的老伙计们拌嘴。但他对老易格外欣赏，说老易音准，有膛音，是块好材料。有次排练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，“金色盾牌，热血铸就……”

  老张突然停下指挥，看着老易：“老易，你唱这句，味道特别对。来，给大家带带情绪。”

  老易深吸一口气，开口唱了。歌声浑厚，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通透，又有种不易察觉的、深埋的激荡。唱完，排练厅安静了几秒，然后老张带头鼓起掌来。

  天气好的时候，他会约上三五好友，或者就自己一个人，开着他那辆结实的SUV，出去自驾。有时就在周边转转，有时会跑远一些，重走当年当兵时待过的戈壁滩，或者去看看散落在各地的知青战友。车窗外的风景不断流转，像慢门拍摄下的车流光轨，绵延不断，指向未知却又令人期待的远方。去年他一路开到了新疆，站在曾经的营房旧址前（那里现在是一片风力发电场），巨大的白色风机缓缓转动，发出低沉的嗡鸣。风吹过，他站了很久，什么也没说，拍了几张照片。回来洗出来，其中一张是逆光下的风机剪影，背后是漫天霞光，有种沉默而磅礴的力量。

  此刻，阳台上的那缕侧光终于越过楼宇，精准地打在三角梅最盛的那簇花团上。老易屏住呼吸，轻轻按下了快门。咔嚓一声轻响，瞬间被定格。

  他回放照片，屏幕上，花瓣的脉络清晰可见，边缘那圈金色的光晕恰到好处，背景是柔和的虚化，衬托出主体的蓬勃生命力。他满意地笑了笑。

  手机响起，是合唱团的老张，约他下午去试试新到的普洱茶，顺便商量下周自驾去邻省一个古镇采风的事情。他爽快地答应了。

  放下手机，他环顾这个充满阳光的家。客厅墙上，挂着他各个时期的照片：知青时代的青涩合影（黑白，穿着泛白的军便服）；军装时的英姿飒爽（红领章，两颗红星）；穿着89式橄榄绿警服在特警队的留影；99式藏蓝警服在“三所”办公室的照片；保安公司时期和员工们的集体照；以及退休后在天南海北留下的笑容灿烂的旅行照。这些影像，连缀起来，就是他一生的“光迹”。

  目光扫过，他想起一些人。刑侦队的小龙，听说前年终于提了副主任科员，算是解决了待遇，还在整理他的卷宗。保安公司的老钱，他退休后不久也退了，现在带着孙子，偶尔在公园碰到，还会聊聊当年的“创业史”。汪副局长退休后迷上了钓鱼，朋友圈天天晒收获，活得挺滋润。

  起起落落，高峰低谷，得意失意，都过去了。就像他拍摄过的无数光影，无论是强烈还是微弱，是顺遂还是逆反，最终都化为了构成生命画卷的独特元素。现在，他更愿意做的，是捕捉当下每一刻的宁静与美好，用镜头，用歌声，用车轮，也用这颗历经沧桑却依然温热的心。

  光移影动，生活继续。老易觉得，这退休后的日子，滋味挺好。他起身，给三角梅浇了浇水，水珠在阳光下晶莹剔透，沿着叶片滚落，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湿痕，很快便会蒸发，了无踪迹。但刚才那一刻的光彩，已被镜头永远留存。

  程佐胜，男，湖南长沙人。作为一名退休军人，如今享受宁静生活，热衷于旅游、阅读、写作与摄影。